滕洪昌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我长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如何有效预防犯罪低龄化,问我吧!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犯罪率急剧上升。据统计,最近20年内,青少年弑父弑母案中犯罪者平均年龄从17岁下降到13岁左右,尤其在近三年来,年龄下降趋势明显。
我是滕洪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烟台市心理学监事长,研究领域为青少年犯罪心理学、青少年教育矫正。主持《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预防机制研究》等课题,参与教育部、司法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部委委托课题多项。纵观近年来的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有效预防犯罪低龄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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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洪昌 3天前

您好。第一个问题,关于家庭的影响。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家庭对 青少年犯罪的影响非常大。通过我个人的调研,我感觉90%以上的犯罪青少年背后的家庭除了问题,有的是家庭结构不完整,有的是家庭功能不健全。结构不健全主要是离异、丧父或丧母等,家庭功能的问题如暴力管教、情感忽视、较差的亲子依恋、冲突的亲子关系、冲突的父母关系、不恰当的教育方式等都是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对家长要进行教育,让家长会做父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学会与孩子沟通等等。
第二个问题,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目前,由于恶性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经常被报道出来,社会上的确出现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我觉得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如果出现了12周岁杀人的事件我们就把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的话,那再出现8周岁杀人的怎么办,是不是还要降到8岁,降到什么年龄是底线呢?其次,研究表明未成年人被卷入刑事司法系统的年龄越早,其再犯的可能越大,很容易成为终身犯罪人。再次,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社会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有学校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只是把板子打在未成年人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我们要反思的是如何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不是想方设法在事件发生后如何去惩罚他们。最后,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应该建立专门的少年收容教养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矫正;而不是一放了之,或者等到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再犯罪时就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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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发展,当然是向近代转型的标志。但是商业的发展,并不代表出现了现代的社会。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也精通商业,但是却没有自发进入近代社会。仅仅是工商业的发展,很难说能进入“近代社会”。现代或者近代社会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的整体变化:比如要有保障个人财产权,保证契约有效性的独立司法体系,脱离了大家族或者家庭人身束缚的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由迁徙的权利(可以被工厂公司雇佣),对创新和科学的尊重和鼓励,开拓进取的精神,尊重法治和个人财产权的政府等等。如果用这种严格的定义,那么明末的商品经济规模虽然可观,但是离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社会还比较遥远。
明代的”内阁“与现代国家中的”内阁“,是不一样的。现代欧洲国家的内阁制,背后是君主立宪制度。国王尊重法治,日常工作交给内阁,内阁受到国会的监督。而明代的内阁,从法理上说,只是独裁君主的顾问团队,助理团队,不能侵夺皇帝的权力。这样的内阁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标志向近代的转型。
满清入关后,觉得内阁制很好,基本照单全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清完全没有阻碍内阁制的发展,谈不上中断。
清代的商业,基本延续明代隆庆开关后的模式,依然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但是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配套设施,依然欠缺。所以也很难说”阻碍“了近代转型。
明清时期的商业,说白了,做生意发财可以,可是说不定哪天就被朝廷撸了羊毛,当韭菜割了;或者卷入某场政治斗争,财产充公,家破人亡。中国多的是勾结官府、豪无安全感的西门庆;少的是心无旁骛、全力创新的马斯克。这才是中国向近代转型最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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