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旭辉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申旭辉,防震减灾有哪些新科技,问吧!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猝然而至,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这份彻骨伤痛被国民铭记心中。为增强全民忧患意识,从2009年开始,5月12日被定为“防灾减灾日”,希望国民能更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我是申旭辉,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主任,也是中国地震卫星计划实施专家组负责人。我研究地震构造多年,主持开展“遥感地震监测与应急应用示范工程”等多项重大科技项目,也曾获得国家防震减灾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面对震动地球的大灾难,如何才能不坐以待毙?防震减灾领域有哪些新科技?能否实现地震预报而非仅仅几秒前的预警?为减少灾害损失,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关于地震及如何防震减灾,欢迎向我提问。
461
探索 2019-05-11 进行中...
新颖、大胆、专业、有趣的好问题更有机会获得回复,开始提问吧!
7个回复 共31个提问,

热门

最新

申旭辉 2019-05-11

这位网友您好,我特别欣赏你提的这个问题,所以选择作为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想说,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她的未知性。从古至今,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都是人类好奇心的结果,也因为这些好奇心的存在,推进了自然科学问题的不断突破,推进了人类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一个科技人员,既然走到了地震科学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面前,绕开或后退都不是理由。在这个难题面前,我也痛苦,我也彷徨,但是如果能够为后来人解开这个世界之谜提供一片有用的砖瓦,我问心无愧,也心满意足。
其次,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应该是有解的,否则就是不可知论。只是这个解是什么?在哪里?需要不同学者不同角度去发现、去论证、去探索。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多方面的: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小概率属性限制了我们对其孕育发生特征规律的统计认识;震源深度的不可入性、尤其是震源深度处超高温超高压环境下的物理化学过程及其与地表的差异给现有的理论带来了很大误差;观测技术的局限性也使我们失去了诸多本该获取的信息。这都是未来地震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三,伽利略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探索地震科学,也需要特殊的勇敢,需要接受不同人员的质疑,需要面对长期出不来成果的白眼。我自己十五年前开始负责一个项目,历时十五年,到2018年2月项目成功告一段落,写下了一句感概:十五载呕心沥血,读数据,穷机理,钻技术,百千同仁竭力铸造张衡星;五千天殚精竭虑,问名师,找外援,寻后生,几代学者联手共圆科学梦。回首自己的过往,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做这么一件事,同时也深以为做成事太难,需要勇气,需要理解,需要支持。
貌似还有很多想说的,限于篇幅,先说这么多。
查看此问题的另外1个回答

申旭辉 6天前

作为一位从事地震研究的学者,我其实也跟你怀着同样的疑惑,什么时候地震预测的水平能够和天气预报一样?
目前来看,地震预测的难度,主要存在如下几点:
第一,地震研究是观测科学,需要基于大量的观测信息开展统计归纳并逐渐形成相应的研究方法,经反复积累验证修正,最后发展为完整的预测方法。遗憾的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大地震出现是机率太少了,一个科学家一辈子也很难获取多少有效的研究样本,统计规律难于形成,预测方法难于验证。
第二,地震发生在地下深处。我们迄今不能实际观察在震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依靠一些反演、推测和假设开展分析。目前来看,急需汲取相关学科的成果,认识震源超高温超高压环境下的物理化学过程,帮助发展震源过程模型。
第三,我们的观测能力仍然受限。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到达地下深处,但事实是“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入地的能力仍然十分不够。另外一个方面,全球地震多发于海域,我国地震则多发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自然条件受限,不利于开展系统的观测,导致前面述及的部分小量震例也观测不到。目前,我们正在发展空间对地观测系统,以全球观测的方式,相信能够为显著提高震例获取能力提供重要支持。
最后说一点,地震预测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的信息获取能力、高性能的数据处理能力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模型,是地震预测科学发展的三大基石。

TXMO2019-05-11

建筑抗震等级、抗震设防烈度、地震震级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申旭辉 2019-05-11

这个问题中的几个名词都非常专业,准确的定义,建议查阅相关工具书和辞典。这里只通俗解释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
震级是一次地震从震源释放出的能量。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从小到达用数字表示,目前记录到最大地震是9.5级。一个6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所具有的能量。震级每相差1.0级,能量相差大约32倍;每相差2.0级,能量相差约1000倍。
烈度是指一次地震在距离镇中不同地点产生的破坏程度。一次地震在不同地点有不同烈度,一般随震中距离增大烈度降低。震中烈度与地震震级关系密切,一般来说,8级以上地震的震中烈度可以达到12度,7级地震震中烈度10-11度,6级地震震中烈度8度,等等。
考虑到区域、城市或重大建构筑物抗震设防需要,在综合考虑规划年限、使用年限,一定区域范围内地震发生的概率特征基础上,有基本烈度、抗震设防等级和抗震设防烈度三个概念。
基本烈度,是指在特定区域,今后一定时期内,在一般场地条件下,可能遭受的最大地震烈度。基本烈度是在综合考虑区域地震活动特点和建构筑物设计寿命,以及一定使用风险基础上给出的区域未来一定时间段可能遭受的地震破坏等级的概率强度,与单次地震震级和烈度没有直接关系。基本烈度是在地震区进行建筑设计的主要依据。
抗震设防等级,主要是考虑区域内不同类别建构筑物的重要性及其灾害分险等级对建构筑物进行分级,以便有效提升区域抗震效果。比如:学校、医院、车站等人口密集区,一旦发生灾害,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各类电站、长输管线、化工厂等,一旦破坏,会造成极大次生与衍生灾害;而一般工民建,潜在的灾害风险则要相对小很多。因此对不同建构筑物按其重要性和潜在危害程度,划分不同等级,为抗震设防等级。
在基本烈度基础上,针对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等级进行设防,即为相应的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烈度。一般工民建的抗震设防烈度即为基本烈度,高等级建构筑物则需要适当提高。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评论

热回答

78

工商业发展,当然是向近代转型的标志。但是商业的发展,并不代表出现了现代的社会。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也精通商业,但是却没有自发进入近代社会。仅仅是工商业的发展,很难说能进入“近代社会”。现代或者近代社会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的整体变化:比如要有保障个人财产权,保证契约有效性的独立司法体系,脱离了大家族或者家庭人身束缚的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由迁徙的权利(可以被工厂公司雇佣),对创新和科学的尊重和鼓励,开拓进取的精神,尊重法治和个人财产权的政府等等。如果用这种严格的定义,那么明末的商品经济规模虽然可观,但是离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社会还比较遥远。
明代的”内阁“与现代国家中的”内阁“,是不一样的。现代欧洲国家的内阁制,背后是君主立宪制度。国王尊重法治,日常工作交给内阁,内阁受到国会的监督。而明代的内阁,从法理上说,只是独裁君主的顾问团队,助理团队,不能侵夺皇帝的权力。这样的内阁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标志向近代的转型。
满清入关后,觉得内阁制很好,基本照单全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清完全没有阻碍内阁制的发展,谈不上中断。
清代的商业,基本延续明代隆庆开关后的模式,依然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但是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配套设施,依然欠缺。所以也很难说”阻碍“了近代转型。
明清时期的商业,说白了,做生意发财可以,可是说不定哪天就被朝廷撸了羊毛,当韭菜割了;或者卷入某场政治斗争,财产充公,家破人亡。中国多的是勾结官府、豪无安全感的西门庆;少的是心无旁骛、全力创新的马斯克。这才是中国向近代转型最困难的地方。

26

明代的知识精英,是取得功名比如进士身份的士大夫。他们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两种对立的态度。
一部分人很欣赏,比如徐光启、李之藻、叶向高、李贽等人。徐李二人还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很多他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书籍,内容包括天文、地理、算数、几何等等。这些开明士大夫把欧洲的学术称为“天学”,非常敬仰。特别是欧洲的地理和天文知识,在当时超出中国本土的传统,让这些士大夫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在《剑桥中国史》明代卷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欧洲的“天学”。
同时,也有一些士人不喜欢欧洲的传教士,比如沈榷。万历年间有南京教案,一些传教士被送回澳门。但这主要与明廷害怕天主教与白莲教有关,朝廷担忧民间宗教失控,并非专门为了镇压欧洲的科学。
有学者发现,仰慕欧洲科学技术的明代士大夫中,东林党人和有东林色彩的士人居多。而反对西学的,往往代表皇权和北方地主利益。
明朝的士大夫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总体还是开明的,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兴趣。因为对科学的兴趣,而加入天主教的人也不少。这与当时流行的宋明理学“文以载道”的态度不太一样。宋明理学认为,知识应该为道德修身服务。但是这些喜欢西学的明代士大夫,纯粹因为对于自然的好奇,而被科学吸引。这说明了明代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理学远远没有达到垄断社会的地步。晚明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
后来查禁天主教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事情,而且和梵蒂冈教廷不宽容中国的祭祖和祭孔仪式有关。而且即使在清代,欧洲的历法,比中国本土的历法准确,也是公认的事实。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